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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总序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彭国翔正如儒学早已不再是中国人的专利一样，儒学研究也早已成为一项全世界各国学者都在参与的人类共业。“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不可避免地导致固步自封，落后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具有国际的视野，“闭门造车”充其量也不过是“出门合辙”，难以真正推陈出新，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如今，理、工、农、医以及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无不步西方后尘，已是无可奈何之事，不是“赶英超美”的豪情壮志所能立刻迎头赶上的。至于中国传统人文学包括文、史、哲的研究，由于晚清以至20世纪80年代不断激化的反传统思潮在广大知识人群体中造成的那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普遍心态，较之“外人”的研究，也早已并无优势可言。中国人文研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再出发”，至少在中国大陆，已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了。
依我之见，现代意义上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20——40年代。尽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但学术研究并未受到意识形态的宰制，一时间大师云集、硕儒辈出。而那些中国人文学研究的一线人物，除了深入中国古典、旧学之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通他国语文，能够及时了解和吸收域外中国人文研究的动态与成果。所谓“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不但是“学衡派”诸君子以及当时那些大师硕儒的标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是他们自己学行的体现。1949年鼎革之后，虽然有一批人文硕儒避地海外，于“花颇有重叠之处。并且，《孟子》和《中庸》也都同样表示了对于一系列早期文化中心人物的敬重，这些人物是被作为效法的榜样的。和早期的儒家经典诸如《论语》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新发现的有关子思的材料、《孟子》以及《中庸》，都广泛引用了《诗经》中的章句，将其作为一种经典权威的资源。这些章句既解释被讨论的哲学观点，也相应的为那些哲学观点所解释。
事实上，和《论语》、《孟子》以及《荀子》一样，《中庸》更多的诉诸《诗经》而非任何其他的经典，以之作为其训诫的一种权威。①反省《中庸》是如何运用《诗经》来强化其哲学观点，是一项有趣的工作。
战国与秦朝之间，那些非经典的诗歌经历了一个历史架构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发生的方式，史嘉伯（David Schaberg）进行过探讨。② 注释者们觉得，虽然一首诗歌通常非常隐晦甚至难以理解，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破解密码的交流工具。并且，只有将其置于一种有关某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或事件的特定历史轶事之中，这种交流工具才能够被理解和欣赏。只有在歌手和听众心灵相通、彼此共鸣的情况下，诗歌才会产生其隐含的信息。
在《中庸》和该时期其他一些哲学文献中，看起来也发生过类似的过程。其中，像那些被收集在《诗经》中的经典性的诗歌——它们大概更为广泛地被人们记忆和吟诵，通过用以加强论证某个特定的哲学观点，从而得到了解释。于是，作为一种古代意义的共享储备，这些诗歌在一种过程中得到了阐明，而这一过程使得作者们可以宣称拥有了传统的威望，由此来论证自己的论断。
对于论证哲学观点来说，诗歌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补充。对此，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对于哲学文献的读者来说，诗歌是广为他们所知的，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其次，众多没有作者的诗歌来源于人们的日
① 马克·路易斯（MarkLewis）做了不少努力向人们展示，在早期文献中，不同的哲学文本是如何使用《诗经》的过程。参见其《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第163—176页。
② 参见史嘉伯（David Schaberg）《早期中国的诗歌与历史想象》（Song and the Historical Igination in Early China），《哈佛亚洲研究季Pl》（Farnard Journal of Axiatie Stu）199年第59 期，第2页。者的研究亦步亦趋的风气。西方学界对于中国人文的研究稍有风吹草动，中文世界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闻风而起。但各种方法、模式和理论模仿得无论怎样惟妙惟肖，是否能够施之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对象而“有用武之地”，不至于生吞活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质。所谓“法无定法”，任何一种方法本身并无所谓长短高下之分，其运用的成功与否，完全要看是否适用于研究对象。譬如，在北美的中国史研究中，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目前似乎已经式微，起而代之的社会史（soeial history）、地方史（loeal history）等研究取径颇有独领之势。但是，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宋明时代一位或一些与其他各地学者经常保持联系的儒家知识人，那么，即使这位儒家学者多年家居并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建设，这位或这些学者与其背后广泛的儒家士人群体的互动，以及那些互动对于这位学者观念和行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需要充分考虑，这就不是单纯的地方史的研究取径所能专擅的了。再者，如果要了解这位或这些学者思想观念的义理内涵，社会史的角度就难免有其言点了。如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所可虑者似乎已经不是对于海外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信息，反倒正是由于对各种原始文献掌握不够深入而一味模仿西方学者研究方法、解释模式所产生的“邯郸学步”与“东施效颦”。中国人文学研究似乎正在丧失其主体性而落入“喧宾夺主”的境地尚不自知。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是否我们就应该采取“一刀两断”的方式，摈弃对于海外中国人文学术的了解和引进，如此才能建立中国人文研究的主体性呢?显然不行，那势必"自小门户"，不但不能接续20世纪20——40年代所形成的良好学统，反而会重新回到“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境地。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下，“天朝心态”虽然是无知的产物，但毕竟还是真实的自得其乐。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试图在与西方绝缘的情况下建立中国人文学术的主体性，不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祟。这种情况下的“天朝心态”，就只能是掩盖自卑心理而故作高亢的惺惺作态了。
所谓“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掌握中国人文学术的各种原始文献，植根于那些文献的历史文化脉络，深明其内在的问题意识，不丧失自家的“源头活水”，在这种情况下去充分了解海外的研究成果，就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也就只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反思自我的资源和助缘，不会成为作茧自缚的负担和枷锁。
· 以上所说，正是我们选编并组织翻译这套“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背后的考虑和自觉。是为序。
